笔者认为，当今官场已经走出了非黑即白的模式，但是，由于很多价值在现实中是有冲突的，如城市化和私人财产的保护，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冲突，这些价值观的次序选择，实际上仍对民众权益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也可以说塑造了当下的新中国。

（三）汇率的灵活性实际上，国际货币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汇率制度的类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比美国的两个竞争对手……欧盟和日本，美国有全球最具流动性、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

中国政府一直对开放金融很谨慎。除此之外，货币的国际化也存在一些非经济因素，比如该国的政治军事实力以及货币国际使用存在的惯性。而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的证券资产（股票和债券）总价值占其金融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82%、71%、62%和75%.相对较小的直接融资市场限制了居民和非居民对人民币的使用。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至少还给货币政策带来了以下几个显而易见的影响：由于人民币在债券和其他债务证券及股票市场上的私人使用增加了，这会刺激直接融资的发展，从而使市场利率对官方利率的调整更为迅速，并最终影响货币政策的效应。中国现存的资本管制限制了非居民获取人民币资产。

进一步发展国内货币、债券和股票市场。第三，资本项目可兑换、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汇率制度这三个因素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紧密的关系，但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现在大家又谈到房产税，谁有决策权?决策权掌握在谁手里?不能说因为房价太高，老百姓的钱太多，所以理所当然地要转移一部分到政府手里。

既然都是行政手段的结果，为什么要分这么多板块和交易所?我就看不出来这背后的逻辑了，做这种基于行政手段的区分，能够带来的实际效果我觉得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从1997年到现在，每年从国有企业里都会消失掉一些就业岗位。征税权应受到制约新京报：你一向强调民营经济发展对国家经济的作用。陈志武：对，经济的自由度程度越高。

换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经济这些年发展这么快，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方方面面的交易量、贸易量都很多，按理说，资本市场的规模可以比现在更好。但是从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看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全程，总的方向是什么，要充分认识到不同的理想、境界之下，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这个是我们的社会分工所在。

之所以执行起来很难，就说明基础制度的安排就是那样的，转型艰难是必然的结果。这样的话，积累下来的需求反而比以前更大，房价会更加往上涨。比如，像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减少对投资的依赖，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增加对民间消费的依赖度等等这些，都是愿望层面的表达，而且表达了10多年了。蒙牛是一个民企，奶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发生这种恶劣事件呢?陈志武：这实际上又是一个涉及权力是不是受监督、制约的问题。

新加坡最近这些年非常努力地争取更多全球的金融业务，他们尽最大可能给予税收、移民等方面的优惠，让更多的人把他们的业务，他们的公司搬到新加坡。俄罗斯可能有一点类似，但是俄罗斯的股票市场本身就是半死不活的。原因是什么?本来有很多人不一定要买房子，但是现在每一个家庭还有一个指标可以去买一套房，于是本来不太想买房的人觉得房子现在变成稀缺资源，还是去买吧。在我看来，现在不管是几板还是几个交易所，都是行政管制的结果，还没有形成充分的竞争和差分化，没有自然的差分化的过程来选择，对二板、三板、一板、主板做一些区分。

我们讲对私有财产要保护，怎么样体现?就好像我看到李彦宏、马化腾每个人都有几百亿的财富，那我是不是可以转移出来50亿或者100亿呢?因为他钱那么多，大家都应该分一点。当然，我知道他们有的是为了逃避《公司法》、《证券法》里面对上市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三年盈利等等。

民企为就业做出贡献新京报：有人说，现在央企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新加坡如果往制造业或者其他方面走，是走不通的，因为有中国和其他一些人口远远比他们多的国家把这些制造业的机会都拿走了，它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往服务业，尤其是金融行业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管制太多了以后，实际产生的效果跟愿望正好相反。新京报：但也有认认为央企在上缴税款和提供就业等方面做了很大贡献。我觉得与其花那么多力气重复性地设立三板、四板、五板、六板，还不如把《证券法》、《公司法》里面的这些条款做一个修正。从渐进或者进化的角度来讲，是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外一个阶段，而不是马上从零一下子转移到100。相对来说，上海、北京或者深圳成为世界或者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并不是那么好。我们怎么样理解创新这个词?创新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要做以前没有做过、现在还不知道的事儿。

事实上，这些年为就业做出更多贡献的，主要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合资企业，而不是国企。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中国股市形似神不似的结局，变成了一个提款机。

就好像最近一些地方对房地产的限购令，产生的效果正好跟希望的相反。新京报：你觉得反驳你观点的说法有道理吗?陈志武：这个看不同的时期。

但是东京并没有成为整个亚洲的，更不用说全球的金融中心了。现在主要问题是监管管得太死，对金融创新无微不至地管，而不是允许参与者有更大的自主创新空间。

如果一些民企利用行政部门的不负责任去行贿，通过腐败来获得更多的利润最大化的空间，就会出现这些恶劣事例。解决方案不是要对民企进行挤压，反而要对权力有更多的问责。而创业、创新文化，那才是资本市场的核心所在。你看印度都不是这样的，印度上市公司数量很多。

质量检查机构，是不是要他们存在?肯定是要。新京报：中国的情况呢?陈志武：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唯一的依赖，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本市场的市值相对于GDP的水平这只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也有它的问题，它没办法反映质量。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多多少少会依赖家庭，依赖种族，血缘网络。

新京报：说到华尔街，你认为下一个华尔街会不会诞生在中国，有没有这个机会?陈志武：会有机会，但是成为现实也许要100年。我所看到的一些数据表明，从1997年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总体上每年往国企里面投资的金额是民企投资的两三倍，最高的时候是4倍多。

你认为发展民营经济政府应怎样落实?陈志武：体制改革。股市的融资是很重要，但是股市给社会带来的创业、创新的榜样作用，是股票市场更大的贡献。既然是还不知道的事儿，那监管者怎么知道如何监管?这不是一个悖论吗?新京报：你认为香港有可能出现华尔街吗?陈志武：香港的监管比上海要少一些。因为农行历来就是国家在办的一个银行，那些行长、副行长，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创业者。

比如，农行上市融资2000亿，但是对多数老百姓来说，农行的上市除了融资以外，不会感觉到我也可以打造下一个农行，不会感觉到可以像农行行长那样创办自己的企业，然后让我的企业上市。有人说今天要终结孝道文化，终结养儿防老的那些东西，那中国以后靠什么?短期之内金融市场还并不是那么完美发达，所以短时间内还要靠这个

中国每年的银行贷款四分之三或者是将近80%都是往国企里面跑，与提供就业机会相比，投入到央企中的资源和资本要比投到民企中的多很多。但是东京并没有成为整个亚洲的，更不用说全球的金融中心了。

这反过来会对一些管制太多的国家或地区带来一些挑战。新京报：中国的情况呢?陈志武：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唯一的依赖，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

太阳能行业繁荣还是泡沫？

不想落后苹果 传三星计划推出太阳能充电手机

【每日一习话】明镜所以照形 古事所以知今

保利协鑫：利润率有待提高

领袖关怀暖江城

习近平河南行丨共享生态美景 助推乡村振兴——走进南阳月季博览园

英利与同煤集团合作于山西建100兆瓦光伏发电专案

太阳能电池长出血管

第一报道｜习主席的这些话，让世界更懂中国的“全球观”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丨第33集：一对伉俪跋涉5000里领到的代表证